基于GEP核算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以佛山市南海区金沙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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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广东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佛山市南海区金沙岛为例，以“三调”地块调查尺度为评价单元，以整治修复项目为评价内容，基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方法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系统评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后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的生态效益。研究显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效提升了研究区生态效益，其中文化服务价值的增值最高，整治项目碧道建设产生的生态效益最大，评价因子中有较大贡献的是景观增值。评价结果可有效引导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高质量实施，同时可为探索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供数据支撑。

本文引用信息

王艳阳,何思,刘聪,王炜,蒋冲.基于GEP核算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以佛山市南海区金沙岛为例[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37(8):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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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章节目录

CONTENTS

0 引言

1 研究区概况

2 研究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4 结论与讨论

0 引言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对区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草村城”等全要素开展高效益的整治和修复，通过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和乡村历史文化保护，推动土地整治与多元要素融合，形成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优化用地布局、协调人地关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村资源环境承载力，破解乡村产业用地难题，延长土地整治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激发乡村活力的重要抓手，已经成为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工作和具体实践。然而，自2019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面临着资金来源难、社会参与难、组织管理难、实施推进难等困局，主要原因之一是尚未形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标准，导致多层次、多方主体参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积极性不高、协调性不强。因此，亟需探索一种科学、有效的评价手段，以衡量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等方面产生的生态效益。作为衡量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贡献的指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是用于评价最终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综合货币指标概念。该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我国各级政府也启动了一系列 GEP 核算试点项目，旨在将这一新概念融入现实世界的决策中。截至2022年底，各级试点已覆盖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个地级市，在超过160个县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中得到应用。本文借助GEP核算方法，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金沙岛为例，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各生态系统产生的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生物多样性净增益进行系统评价，以期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提供技术思路与方法参考，助力推动该领域高质量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金沙岛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东部，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地理范围介于112°53′E～112°59′E，22°58′N～23°08′N之间。金沙岛周围水网密布，东平水道和南沙涌环抱岛域，形成相对独立的岛屿景观。研究区域面积为6515.49公顷，区域主要用地类型及面积为：河流水面1381.46公顷、养殖坑塘1041.85公顷、工业用地1022.81公顷。2017年建成了由东平水道、南沙涌及部分滩涂等组成的1576.11公顷的广东南海金沙岛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占比高达95.83%。为保护湿地资源及饮用水源地，研究区内实施了包括建设用地腾退复垦复绿、饮用水水源水质保障及碧道建设在内的一系列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累计完成腾退复垦105.46亩、拆旧复绿150.5亩、清淤护岸水道5千米、农用地统租1500亩、碧道建设22千米，整治修复效果初见成效。

2 研究方法

2.1 技术路线

本文根据研究区生态资源和环境情况划分出相应的生态系统类型和评价单元，同时结合数据资料分析，开展评价单元的生态产品及其信息摸查。综合运用GEP方法，按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整治修复项目类型，初步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各评价因子的评价模型和方法，最终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后的生态效益评价。技术路线见图1。

2.2 划分评价单元

为了充分衔接利用已有的自然资源基础数据，精准展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地块尺度的项目实施信息和效果，本文以“三调”的地块尺度为评价单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结合岭南特色的基塘生态资源特点，将“三调”土地利用名称为坑塘水面、养殖坑塘、可调整坑塘的地块划分为基塘生态系统，最终将研究区生态系统划分为农田、森林、湿地、基塘和城乡5种类型。通过数据分析及现场调研，明确研究区不同生态系统内各地块的土地利用现状及生态产品数量、质量、权属、利用情况等信息。

2.3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参考《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深圳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初步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体系，其中包括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研究区外围为广东南海金沙岛国家湿地公园，属于湿地生态系统类型，湿地是自然界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湿地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的稳定、功能的发挥起了关键作用，为人类提供重要的生态服务价值，因此本文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净增益评价指标。本文为研究区构建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评价指标和14个评价因子及其功能量、价值量的评价模型和方法（表1）。

由于同一评价因子存在多种实物量评估模型，且不同模型依据的理论、假设、分析方法等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评价结果会出现较大不同。以固碳服务为例，可采用生物量测定法、固碳系数法、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法、气候统计模型、光能利用率模型，以及基于植物生理生态过程及其影像因子的过程模型，不同模型得出的固碳量评估结果相去甚远。通过分析不同计算模型得出的中国陆地固碳实物量结果，发现评价结果差异最大的相差将近10倍。因此，为了确保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和共识性，在确定各项评价因子的评价方法时，参考国家、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相关技术标准，构建适合各评价因子的评价模型及评价方法。

考虑到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有所差异，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生物多样性净增益4个评价指标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不同，为了客观反映各个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结合研究区生态系统及其生态产品的开发利用情况，逐一明确各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评价因子（表2）。例如研究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林木数量较少、分布稀疏，未形成规模效果、无商品经济林，也导致旅游开发潜力低，因此暂不进行物质产品、文化服务、生物多样性净增益评价。根据研究区已实施的整治修复项目所在地块的生态系统类型，明确各整治修复项目的评价内容（表3）。例如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实施的建设用地腾退复绿整治修复项目，湿地生态系统对应的物质产品评价因子为水资源，但腾退复绿整治修复项目内容不涉及对水资源供给的影响，因此在该项目的物质产品评价中不对水资源因子进行评价。

2.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南海区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成果；生态产品的价格通过市场咨询、相关部门资料收集获得；统计数据来源于各行业部门；研究区整治修复项目数据由研究区所在政府部门提供；研究区域内各生态系统类型及其生态产品的种类、数量分布等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水体污染物、蒸发量、氮磷含量等生态监测数据由湿地公园运营管理中心提供，降雨侵蚀力因子、土壤可蚀性因子、植被蒸腾耗散等参数参考相关文献；物种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等数据来源于《广东南海金沙岛国家湿地公园2019—2021年生态监测报告》；不同整治修复项目的评价因子不同，因子参数详见表4。利用SPSS软件、Excel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使用ArcGIS 10.8软件进行空间分析与制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结果

经过初步核算，金沙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研究区域生态效益为122.659亿元，每公顷平均生态效益为185.188万元。整治后研究区域生态效益为170.898亿元，较整治前增加48.239亿元，增幅达41.68%，每公顷平均生态效益增加至262.295万元。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研究区域生态效益总体表现为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式分布特点，其中环岛带（广东南海金沙岛湿地公园范围）生态效益为105.797亿元，约为其他所有地块生态效益总和的1.63倍。

文化服务、调节服务、物质产品和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的生态效益情况如表5所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研究区物质产品生态效益为26.649亿元，调节服务生态效益为48.961亿元，文化服务生态效益为47.018亿元，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生态效益为0.031亿元，整治修复后各评价指标项分别增加了1.552亿元、8.647亿元、38.015亿元和0.027亿元。从增值效果来看，文化服务＞调节服务＞物质产品＞生物多样性净增益；从增幅来看，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的增幅最大，为86.86%，其次为文化服务，增幅为80.85%，调节服务和物质产品的增幅分别为17.66%和5.82%。文化服务和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的大幅度增值均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的结果。碧道建设、腾退复绿等项目实施后，岛屿湿地面积增加，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促进了生态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增加，大幅提高了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丰富度。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研究区域内，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平均每公顷生态效益最高，为416.482万元；其次为园地，平均每公顷生态效益为337.001万元；第三为耕地，平均每公顷生态效益为201.763万元；商服用地最低，平均每公顷生态效益为31.843万元；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其他土地平均每公顷生态效益相近（表6）。

3.2 不同整治修复项目生态效益贡献分析

研究区共包含5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总面积为792.166公顷；生态效益增值从大到小依次为：碧道建设＞腾退复绿＞农用地统租＞腾退复垦＞清淤护岸。碧道建设工程贡献的单位面积生态效益最大，增加了670.333万元/公顷；其次为腾退复绿整治项目，单位面积内生态效益增量达628.565万元/公顷；清淤护岸整治项目的生态效益增长相对较小，为67.525万元/公顷（表7）。

评价结果显示，整治修复后研究区的生态效益得到有效提升，研究区沿环岛带开展的腾退复绿及碧道建设项目的生态效益变化显著，说明该类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卓有成效，研究区内洪水调蓄、土壤保持、气候调节等生态功能得到改善；相对来说，清淤护岸、农用地统租等项目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影响较小，因此对单位面积生态效益贡献量少，固碳释氧、土壤保持、气候调节等3个生态功能为主要影响因子。不同整治修复项目各评价因子的贡献量见表8。

3.3 不同评价因子的生态效益增值分析

整治修复后部分评价因子的实物量也有相应提升。如腾退复垦和农用地统租项目的实施增加了农业产品的实际产量和耕种面积，并且各种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也得到了提高；由于腾退复垦、复绿项目实施，水源涵养实物量增加，将工业建设用地腾退为耕地或湿地，相较于工业用地，耕地和湿地的蓄水能力增强，能够涵养更多的水分。

从生态效益的增值上看，由表9可知，景观增值、气候调节、洪水调蓄、土壤保持、农林牧渔业产品的生态效益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后变化较大，其中以景观增值的生态效益增值最大，为36.277亿元，与其余13项评价因子有明显的增值差距。剖析景观增值生态效益的大幅提升的原因：一是整治前研究区景观增值的基数就比较大。湿地公园原本的景观价值基数很大，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评价，通过整治修复前后的房产售价对比来衡量景观的增值程度，环境质量提升显著抬升了房产的售价。二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促使景观增值溢价明显。例如碧道建设实施后，沿岸生态环境改善，建设了一批生态公园、慢行系统等生态文化基础设施，推动景观水平提升。不同评价因子的生态效益增值比较说明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生态功能影响是全方位的，能够促进多层面的生态效益提升，尤其对景观增值的贡献较大，同时伴随生态系统多项调节服务功能的增强。

从评价因子来看，研究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后，除物质产品服务中的水资源和调节服务中的减少噪声无明显变化外，其余12项评价因子的核算结果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生态效益评价结果经l_g变换后进行趋势分析，通过组间对比可以看出，农林牧渔业产品、空气净化、固碳释氧、洪水调蓄、土壤保持、气候调节、休闲旅游、研学服务、景观增值等9项评价因子在整治前后的生态效益均表现为较高水平，水资源、水体净化、水源涵养、物种多样性和减少噪声等5项指标的水平较低（图2）。

3.4 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影响分析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研究区域各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从大到小顺序依次为：湿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城乡生态系统、基塘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表10）。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作用下，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增值最高，占研究区域总增值量的93.72%；农田生态系统和城乡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增值占比分别为6.14%和0.14%；森林生态系统和基塘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后未发生变化。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占比高主要得益于文化服务能力的大幅提升，文化服务能力增值占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总增值量的78.80%；其次为调节服务功能，整治后湿地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得到有效提高，达268.19万元，这与实施碧道建设、腾退复绿等整治修复项目的景观增值、洪水调蓄、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巨大提升有关。对农田生态系统而言，生态效益增加主要表现在物质产品和调节服务的提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高了农田用地效率，使得物质产品数量和质量均得到较好提升，整治后农田生态系统物质产品约为15499.91万元，占生态效益总增值量的3.21%，调节服务为14140.62万元，占比2.93%。城乡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价值为674.80万元，占生态效益增值的0.13%，占城乡生态系统生态效益总增值的99.93%。研究区域内的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基塘生态系统和城乡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增值见表11。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文以广东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佛山市南海区的金沙岛为研究区域，以“三调”地块调查尺度为评价单元，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评价内容，基于GEP核算方法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系统评价金沙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生态效益。主要结论如下：

（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有效提升了研究区生态效益，较整治修复前增加48.239亿元，增幅达41.68%，其中碧道建设产生的生态效益最高，清淤护岸项目产生的生态效益最低。广东省“万里碧道”建设是统筹生态、安全、文化、景观和休闲功能的复合型廊道建设工程，通过系统思维优化廊道的生态、生活、生产空间格局，不仅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提升了自然景观品质，带动并促进了人文资源的有效利用，加速旅游、研学、文体活动等文化活动的发展；而清淤护岸项目是针对水源保护区连通河涌的实际需求开展的单一水体治理工程，仅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出了贡献，对生态效益的整体贡献不及系统整治修复类项目。因此，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开展中，在选择项目类型时，应在规划设计上体现系统修复思路，在工程手段上采用生态化、全域化的整治修复措施。

（2）不同评价指标和因子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文化服务、调节服务、物质产品、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相较于整治修复前分别增加38.015亿元、8.647亿元、1.552亿元和0.027亿元，增幅分别为84.38%、19.70%、5.84%和87.10%。文化服务指标中的景观增值因子的增益效果最明显，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的增值最小。景观增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美学体验、精神愉悦，从而提高周边土地、房产价值的功能。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研究区自然文化资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得到良好提升。根据外部性理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仅对项目所在地块本身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周围的土地利用和房地产等增值明显。此外，项目建改的文化设施快速投入使用，有助于研究区生态环境的巩固和服务设施的完善，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贡献，生态溢价效应显著。

（3）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研究区各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增值从大到小顺序依次为：湿地生态系统（473335.66万元）、农田生态系统（29640.53万元）、城乡生态系统（675.25万元）、基塘生态系统（0万元）、森林生态系统（0万元）。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增值最大，占研究区生态效益总增值的93.98%，主要得益于文化服务和调节服务的提升。研究区的整治修复项目大多是围绕保护湿地资源为目的的碧道建设和饮用水源地保护开展，增加生态效益的效果显著，项目效果在文化服务和调节服务等短期可见成效的生态服务功能方面表现明显，而生物多样性等随时间积累逐渐增益的生态服务功能则需要以更长的时间尺度做评价比较，但是也能够通过物种丰富度来产生更多研学服务、休闲旅游等文化服务价值。研究区的整治修复项目还涉及农田生态系统，通过农用地统租、腾退复垦等增加生态效益价值。城乡生态系统受到湿地改善影响，生态文化价值提升，对应文化服务效益增加。由于基塘生态系统相对独立、森林生态系统面积较小，且不涉及整治修复项目，生态效益增值不明显。因此，生态效益评价能够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科学规划近期、中期、远期生态效益目标和工程类型布设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和引导。

4.2讨论

本文实现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地块和项目尺度的生态效益空间可视化和可量化，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科学有效推进提供了数据依据，将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无偿“服务”转变为可市场化、可交易、可成为新型产业的“产品”。结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生态补偿和碳汇交易等机制中，形成“生态券”、碳排放指标等生态产品。根据生态效益评价结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转化，梳理区域生态产品，结合生态效益增值效果，筛选出生态种植养殖产品、衍生型生态物质产品、衍生性调节服务产品、休闲旅游产品、文体宣教产品、开发经营型服务产品等重点生态产品，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结合研究区氢能产业发展，探索氢水种植，提高农产品产量及质量，如氢水草莓每公顷增产112.82万元，氢水番茄每公顷增产1080.77万元；探索生态券的设计与应用探索，根据生态效益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高生态价值区和高生态潜力区，通过换取“生态券”解决利益平衡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研究结果应用于文化服务提质，规划开展湿地知识大讲堂、湿地文化体验课、生态系统科学实验等研学活动，产生近1500万元的研学服务价值。因部分参数较难实现本地化和数据精度限制，本文的评价结果精确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后期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新型基础测绘等新型技术手段，获取更加精确的本地化参数，以提高评价结果精确度。

作者信息

作者简介：王艳阳（1989—），女，黑龙江省林口县人，广州欧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工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国土整治修复与自然资源保护利用。

设计、一审 | 吕睿二审 | 吴桐

三审 | 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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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4-09-27 16:00:30

全域土地整治